刘苏

    进北京 赴海南看房

    自2008年9月以来，央行在百日之内连续5次降息，利好政策诚意十足，但纵观国内房地产市场，持币待购的观望态度依旧是楼市的代名词，鲜有突围者。

    恰逢此时，来自鄂尔多斯的购房团体，高调出手，反其道而行，接二连三地赴京“扫房”，出手之阔绰，意向之果断，惹上了“抄底”的“嫌疑”，在银行利率下调的政策之下，不动产投资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接二连三出手的购房团

    2008年12月13日，鄂尔多斯购房团第一批一行53人对北京10余家楼盘进行了参观洽谈，意向购买达20余套，总价值过亿元。其中有一套是2000多万元的商业用房，还有一套是5亿多元的商用独栋写字楼。

    2008年12月20日，鄂尔多斯购房团第二批一行66人赴北京看房，经过两天的参观洽谈，共达成25套购房意向，总价值同样过亿元。

    据悉，这两批赴京购房团参观的楼盘最低均价在2—3万元/平方米左右，均是北京地区的上等名盘。

    据主办方房龙网工作人员朴慧琳介绍，2009年1月中旬将再次组织鄂尔多斯的第三批购房团飞赴海南三亚参观海景别墅，初定购房团规模为30—40人，目前主办方工作人员已先期赴海南洽谈，购房团成员也已初步敲定。这是主办方首次组织海南购房团，鄂尔多斯富商为其第一批客户。

    鄂市老板实力被看好

    购房团成员以中青年企业家为主体，纵观这两批总计119人的团体，有一半以上企业家身家过亿。所涉及到的行业涵盖了房地产、煤炭、餐饮、有色金属等多个领域。

    有不少企业家感兴趣的楼盘动辄上千万，鄂尔多斯老板的财力让人咋舌。主办方房龙网CEO肖勇称：“其出手的阔绰程度绝对不亚于山西人。”肖勇为记者讲述了山西老板的一个轰动性案例：2007年一位山西富商为其在英国伦敦读书的孩子购置了价格高达9亿元的公寓，创造了当年房地产单项购房纪录。与之相参照的是，2006年下半年，一位鄂尔多斯投资者来到北京某楼盘现场，指着一栋近30层的塔楼说：“我要这栋楼所有朝东的房子！”北京SOHO三里屯最大的一单房产成交价值4亿多元，属于鄂尔多斯人。

    房龙网提供的资料显示，鄂尔多斯购房团中一位武姓成员说：“我们这一行人，有80%的成员有能力购买星河湾这种高档次的楼房（北京星河湾目前均价在3万元/平方米左右，鼎盛时期是3.6万元/平方米）。”在2008年12月13日的购房活动中，成员之一的王先生对随行记者说：“对于这群看房子的人来说，价位不是问题。”彼时的看房地点是北京东五环附近一个均价3.5万元/平方米的高档小区。“在我接触的鄂尔多斯企业家中，座驾最差的也是豪华版奥迪A6。”肖勇说。这两次购房活动，费用均为看房成员自理，人均往返花销2000元左右。

    鄂尔多斯富商的财力和豪爽让主办方欣喜不已。肖勇给出的评价是：“内蒙古人性格豪爽，确定意向快，不拖沓。”在房龙网接下来组织的海南购房团中，组团对象首先指向了鄂尔多斯。

    分羹鄂尔多斯这块蛋糕已成房龙网的精准目标，而这些行为之后难免会招惹来其他的垂涎者。“鄂尔多斯存在着大量的未被发掘的购买潜力，我们会继续不断地挖掘。”挖掘的渠道，肖勇说：“主要是靠人脉，圈子营销。”

    关于“抄底”投资说

   “经调查，鄂尔多斯富商在新年期间的购房意向很强。”在新年之前，房地产市场跟随整个金融危机一起“过严冬”，央行的利好政策一再出台，坊间于是传出了“抄底”之说。

   “其实我个人不是很赞同‘抄底’的说法，买房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我们这两批客户绝大多数是购置自用房，很多富商是为子女将来在北京上学而买房，作为长线投资，他们很多不擅长炒楼。在我的接触当中，有一位富商把买房子作为对子女考学的一种激励。不管是山西老板，还是鄂尔多斯老板很多都有这种随子女走向而购房的现象。”肖勇说。

    对此，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于光军说：“在整个房地产行业，投资和购买的意向短期之内无法明确识别。”

    鄂尔多斯这个依托煤炭资源蓬勃发展的城市，“这个城市市民富裕的时间显然不是很长，当人们瞬间拥有了巨额财富的时候，财富的走向和能否顺畅衔接显得尤为重要。”于光军说。

    2007年下半年—2008年8月，煤炭行业的价格经历了由高点下滑的趋向。众多企业家看到了这个行业即将面临转型的问题，多元化扩张成了大势所趋。

    此种前提，加之房地产市场的“严冬期”，再辅以国家的降息政策，投资不动产的选择看似合理。“这些人手里有了一定规模的资金，以他们的视觉和意识，投资固定资产是很自然的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于光军分析说。

  本报讯（记者 顾莹）昨日，本报刊登了通辽市科尔沁区庆和镇五旬母亲捐肾救子的报道，51岁的母亲闫宝香在6日16：50结束手术，儿子施国辉在18：00也结束了手术。

  记者随即联系患者家属施淑兰询问母子术后情况。施淑兰称，手术很顺利，闫宝香的左肾已被成功移植到儿子施国辉的体内。闫宝香一周后便可出院，施国辉如果恢复顺利可在两周后出院。

  但手术后母子二人身体状况让施淑兰忧虑不已，“医生说捐赠者一般会有两种结果：一是万一手术不成功会危及生命；二是今后罹患尿毒症的几率很高。第一关嫂子算是顺利地通过了，剩下的靠以后定期检查来预防。”

  而施国辉几乎终生要靠注射免疫制剂和定期检查来保护生命，每月花销至少4000元。

    昨日12时20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51岁的闫宝香被推进手术室，13时10分，她28岁的儿子施国辉随后也被推进手术室。

  这对来自通辽市科尔沁区庆和镇的普通农家母子，将在这里进行一场生命接力—年过五旬的母亲将为患有尿毒症晚期的儿子捐献自己的肾脏。

  确诊时已为尿毒症晚期

  施国辉在一个月前被确诊为尿毒症晚期，一家人随后到北京救治。昨日中午手术进行时，忐忑不安地守在手术室门外的施国辉的姑姑施淑兰，为记者介绍了这个家庭不幸的遭遇。

  如果没有患病，施国辉全家应该是很幸福的，夫妻俩合力打拼的事业刚刚起步，女儿今年4岁，懂事可爱。施国辉与妻子在庆和镇上开了一家小餐馆，日子过得还不错。

  2008年岁末，身体一向健壮的施国辉开始出现异常—乏力、厌食、气短，起初他没有在意，随着症状加剧，并伴有心跳过快的现象，就到通辽市科尔沁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检查。“当初一直以为心脏有毛病，检查后没问题。”施淑兰说。

  医院专家判断施国辉的病根在肾脏，建议他去做肾脏检查，结果一纸化验单击碎了这个家庭所有的梦想，施国辉当天下午被确诊为尿毒症，而且已到晚期。

  施国辉的家人不相信这个结果，于是12月11日，在家人的陪同下又来到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进行复查，结果与通辽市科尔沁区第一人民医院的诊断相吻合。

  “医生说他的病肯定不是一两天造成的，之前他在干农活时就总是说累，当初还以为他在偷懒，现在想想孩子那时肯定有毛病了。”施淑兰谈起当初懊悔不已。

  转院北京进行肾移植

  已到晚期的病症容不得半点耽误，2008年12月12日下午，施国辉在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办理入院手续，起初家人不愿换肾，想利用药物保守治疗恢复其肾脏功能。

  “医生建议我们换肾，国辉在入院后就出现身体浮肿现象，肾功能接近丧失，医生让我们赶快换肾，这是唯一的方法。”施淑兰说。

  于是，这一家人在2008年12月16日晚坐火车前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治疗。幸运的是，经过配型，施国辉的父母施久财和闫宝香双双配型成功，51岁的母亲当即决定捐出自己的肾脏。

  让这一家人一筹莫展的是高额费用。施淑兰称，此前已在老家欠8万余元，来京半个月又花去2万多块钱，术前术后近20万元。

  昨日下午16时50分，施国辉的母亲闫宝香率先结束手术，截止记者发稿时，施国辉的手术还没有结束，母亲闫宝香状态较平稳。

  本报记者 顾莹

  图片由《竞报》摄影记者曹海鹏提供

  本报记者 顾莹

  11月25日18时，房广文父子跑步进入呼和浩特市区，至此，这位53岁的黑龙江农民从2007年9月1日开始的长跑中国行程历经485天圆满结束。

  记者昨日见到房广文时，他正在内蒙古体育局的一楼大厅，头戴一顶红色绒线帽，身穿一条红色运动裤，黑大衣，白运动鞋，看不出丝毫的疲惫，说话时嗓音特别洪亮。

  房广文手里拿着一个黑色封皮的日记本，里面记录了他跑过的所有省份，每到一个省份，都有好心人写下他们的祝福。

  叩别90岁母亲上路

  2007年9月1日，房广文从黑龙江老家上路，这次随行的还有他28岁的儿子房继鑫。

  “临行前，我给90岁的老母亲磕了3个响头，当时心里的想法还挺悲壮的，自己这一出去，高山险阻、戈壁荒原……有很多困难，总觉得不一定能回来，很多亲朋好友都来送行，泪流满面。”

  如今，房广文顺利结束了行程，但在他离家的这485天里，3个亲人相继离世，可以说，去年9月的一别，便是与这些亲人的永诀。

  这次长跑对于房广文来讲并非是第一次，他曾经在2005年11月独自一人从黑龙江长跑到海南的天涯海角。

  “2005年我是瞒着母亲去的，因为她都快90岁了，经不起担惊受怕的日子，但她后来还是从电视报道中得知了这些情况，然后就坐不住了，每天坐在家里掰着指头计算着我们回去的日子。”

  母亲的顾虑和家人的担心并没有阻止他挑战自我的行为，2007年他还是决定再次出发，儿子房继鑫也做出停薪留职的决定，他要骑着单车与父亲一起上路。

  于是他们带着简单的装备——一个笔记本电脑，两包换洗衣服和一包洗漱用品出了门。

  暴雨、永别和感动

  在途中，四川省是让房广文记忆深刻的省份。

  那天下了一天暴雨，当天夜里，房广文打着手电筒，儿子在雨中推着单车，父子俩相互鼓励着前进，终于在次日零时，进入了新都桥境内并找到了一家小旅店借宿，当时父子俩都成了泥人。那天，父子俩走了18个小时。

  也是在四川，房广文说他最真实地体验到了生命的脆弱。

  “2008年9月1日，在一个叫理塘的小县城，我们父子俩遇到了两个来自广西的女子，她们30多岁，背着背包，从广西开车准备去西藏。”

  因为志同道合便更加惜缘，他们4人共同吃了饭，谈天说地，庆祝房广文父子从家出来满1年。

  “告别的那天，她们说开车先行，顺便帮我们探路，遇到不好走的地方就发信息告诉我们以便及时避开。”

  9月15日，两个女子不幸遭遇车祸，一人身亡。“她们是在从西藏开往敦煌的路上出的事，我接到这个消息，始终不敢相信，前几天还把酒言欢，这么快就阴阳两隔，这条路上有多少危险，但人们还是那么执着。”

  在浙江的嵊州，曾有一个男子骑着一辆自行车追上房广文，从口袋里掏出100元钱塞到他手里。男子对房广文说：“我在嵊州听说你们来了，就一路打听，旅店老板说你们已经出发，我就骑车追了出来，不为别的就是特别佩服你。”

  一路走来，有的旅店老板免去了他们的房钱，有的人盛情邀请他们吃饭，还有人一百两百元的资助他们。

  2009年欲挑战新藏线

  谈到长跑的初衷，房广文爽朗地笑了。“我年轻的时候就想，这辈子一定要做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但那时一直也没什么作为，后来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加拿大的泰瑞，18岁时患了癌症，还截了肢，他从加拿大的最西边准备跑到最东边，在跑完5300公里之后癌细胞扩散死在路上。当时我特别的震撼，于是就蒙生了跑遍全国的想法。”

  被喻为法国阿甘的赛尔日途经西安的时候，曾邀房广文与他一起长跑了5天。

  “那5天里，3天暴晒，2天暴雨，但那个经历又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收获了很多感动。”

  赛尔日的装备是：1辆房车，5个随行人员。相比之下，老房有些捉襟见肘。

  “这一路上，已经花费了十几万元，都是靠家人和朋友的资助，现在女儿每个月给我寄2000元钱，再就是全国房氏家族的帮助了。”

  房广文的这个举动引起了房氏家族的关注，于是这个有自己专属网站的家族立刻将消息传遍了网络，每到一处，房广文都能接到房氏家族的问候和款待。

  一路下来，房广文跑坏了6双鞋，而且是6双特制的鞋——“我每买一双新鞋都要先给鞋钉个掌，减缓磨损时间。”脚趾甲也经历了数次损坏——新生——再损坏的循环。

  谈到下一步的计划，老房说，如果身体允许，2009年他要挑战新藏（新疆至西藏）线，因为那是一条海拔6000多米的公路，至今还没有人长跑穿越过，他要做第一人，这样才叫真正意义上的跑遍中国。

  房广文如今跑过了20000多公里。

      本报讯（记者 顾莹 通讯员 朴慧琳）鄂尔多斯第二批购房团于20日赴北京看房，经过两天的参观洽谈，共达成25套购房意向，总价值过亿元。

      此次购房团一行66人，成员大多为中青年企业家，涉及到有色金属、房地产、煤炭、餐饮等多个行业。购房团乘两次航班先后抵京，在京考察了16个名盘，并参加了主办方安排的休闲文化活动。

      据本次活动主办方房龙网CEO肖勇介绍，本次购房团仍以自住房为主，也有部分企业家考察了商务楼盘。

     北京是否还将迎来鄂尔多斯的第三批购房团？肖勇表示了肯定，“我们今后将长期开发鄂尔多斯市场，另外，在明年1月中旬还将组织一批购房团飞赴海南三亚考察度假别墅，这其中也有鄂尔多斯企业家团体，目前确定有30到40人的规模。”

     缘何倾情鄂尔多斯？肖勇对记者说：“首先是这部分企业家的购买力，其次是鄂尔多斯富商大多较豪爽，意向确定也较快。”

      这位53岁的黑龙江农民从2005年开始自己的“跑程”，当年11月至次年4月，从哈尔滨跑到海南的天涯海角。其执着的精神和跑步经历与电影《阿甘正传》主角颇为相似，被人们称为“中国阿甘”。

     “我从家已出来15个半月，计划16个月完成国内行程，呼和浩特是本次内地行程的最后一站。”房广文对记者讲述着他的辉煌“战绩”。

      谈到下一步计划，房广文说：“我打算2009年挑战台湾和新藏线，2010年跑出国门，跑向世界。”

  昨日，记者就内蒙古民族大学出台“红头文件”，要求该校拖欠学费的学生在本月20日之前缴纳所欠款项，否则将予以休学处理一事采访了自治区教育厅厅长李东升。

  李东升表示，我区高校按照在校生人数25%的比例进行助学补助，家庭困难的学生是能够依靠贷款或者勤工俭学等方式来完成学业的。内蒙古民族大学出台此种政策也是无奈之举。学校如果已尽到助学义务，允许出台这样的休学政策，鼓励一些学生利用休学时间赚取学费。

  内蒙古民族大学财务处收费科的孙老师介绍，截至昨日下午2点52分，该校学生欠缴学费由近3900万元降至1702万元。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处的孙老师昨日表示：“学校绝对不会让真正的好学生因家庭贫困而退学，但具体处理决定要等到20日之后，视缴费情况而定。”

  孙老师介绍，该校大部分学生不主动缴纳学费，还有不少学生拿着父母给的钱抽烟、上网玩游戏，导致拖欠学费。学校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占到了所有学生的50%。此外，还有困难补助、勤工助学等措施帮助家庭困难学生。

  本报记者 郭俊楼 顾莹

  近5000名欠费在校生“危险”

  昨日11点39分，一名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学生在百度内蒙古贴吧上发帖称：“内蒙古民族大学近日出台一份红头文件，要求学生在12月20日之前缴清所欠学费，逾期不缴清的，将给予休学处理，休学期间不得恢复上课。”

  该学生在帖子中说：“学校很多学生的家庭情况并不好，在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缴清所有学费。那么，面对我们的是不是只有休学，只有无奈？学校有没有权力因为学费要求我们无条件休学？”

  昨日，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处孙老师证实了该消息。

  孙老师表示，学校的决定是正确的，符合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该规定中明确：“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的或者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

  据内蒙古民族大学财务处黄老师介绍，该校16000多名学生中有6000多名学生欠学费，其中包括近5000名在校生。学校目前正着力催费，逾期不缴的学生将以休学处理。“这几天，很多学生排队来缴学费。”

  就此事，内蒙古慧聪律师事务所张献华律师认为，学校的决定对错与否要分两种情况来判定。如果校方充分考虑到了贫困学生的家庭状况，并制定了完善的助学贷款、奖学金等制度，但确有部分学生存在投机取巧的心理，既不按规定缴纳学费，也不申请助学贷款，则可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视为学生自动放弃自己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如果学校在贷款等助学机制方面不健全，对家境困难的学生没有相应的补助或者帮扶措施，擅自出台政策致使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受到侵害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本报记者 郭俊楼 顾莹

     ■“呼市小伙飞赴武汉捐骨髓救人”追踪

      本报讯（记者 顾莹）昨日，本报报道了呼市小伙小邓飞赴武汉捐骨髓救人的消息，当日下午4时，已抵达广东省江门市中心医院的中华骨髓库湖北分库服务队队长章晟告诉记者，昨日中午12点，呼市小伙小邓捐献的造血干细胞已回输到患者周泽深体内，目前患者情况良好，暂时还没有出现排斥反应。小邓将于今日返回呼市。

      记者马上将这一消息告知小邓，“太好了，我终于可以放心的回去了。”小邓兴奋地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小邓是瞒着父母捐献骨髓的。“以后我会找个合适的时间跟他们说的。等过一段时间，他们看到我身体棒棒的，自然就会放心啦。”小邓说。

      10月23日，在小邓飞赴武汉做全身体检的时候，他的父母就一直全程跟着，“无意当中让他们知道了，就一直跟着，要不是他们那个时候过于紧张的表现，我这次也不会瞒他们。”小邓说，父母也知道这是救人的好事，就是因为不了解捐献骨髓的知识，怕影响到他的身体。

      当记者转达受捐者周泽深的谢意以及他想通过记者联系小邓时，小邓说：“我不需要对方知道我是谁，我只是想尽自己的力量来挽救一条生命，以后再出现需要我帮助的人，我一样会去的。”

      昨日，呼和浩特最低气温零下9摄氏度，路面上结了些许薄冰；武汉阵雨转阴，最低气温零上8摄氏度。

      这一天，两个远离千里的城市因为一个人而联系在一起。

      武汉市同济医院血液科，呼市小伙小邓为广东江门白血病患者周泽深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手术正在紧张的进行。

      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工作从早上9点15分一直延续到下午2点15分，而在武汉的天河机场，一架等待救命造血干细胞的飞机在4点钟准时起飞，带着延续生命的希望飞往广州白云机场。广东省江门市中心医院负责此次移植手术的主治医生李小胡也处在待命状态。

      飞赴武汉救陌生人

      小邓今年23岁，蒙古族，在呼市工作。2003年在武汉测绘科技学院上学期间，他在中华骨髓库湖北分库进行了采血登记，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今年10月份，小邓接到了湖北省红十字会的通知，广东省江门市中心医院的白血病患者周泽深与他的血液配型结果吻合，现急需移植造血干细胞。得知消息，小邓非常兴奋：“在无血缘关系的个体中，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比率是二十万分之一，我能配型成功，多幸运，这也是缘分。”

      小邓身体状况良好

      10月18日，小邓第一次飞赴武汉并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做了全身体检。10月23日，体检结果显示，在身体状况方面小邓完全符合捐献骨髓的要求。

      11月14日，小邓再次接到中华骨髓库湖北分库的通知后，当天便飞往武汉。

      抵达武汉之后，小邓被安排入住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从15日开始，小邓连续4天注射了造血干细胞动员剂。

     “一般在注射造血干细胞动员剂之后都会出现一些发烧、感冒等不适反映，小邓的身体素质不错，在这4天的注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不适感。”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负责采集造血干细胞的张医生介绍。

      5小时采集

      308毫升含造血干细胞血浆

      昨日早上9点15分，一切准备就绪，医生通过小邓手臂静脉处采集全血，通过血细胞分离机提取干细胞，同时，将其他血液成分回输体内。整个过程持续了5小时，采集了308毫升含造血干细胞血浆。“所采集的造血干细胞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患者的移植要求。”张医生说。

     “谢谢蒙古族兄弟”

      昨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周泽深的主治医生——广东江门市中心医院李小胡，“现在所有移植前的准备工作都就绪了，病人已经进行了化疗手术，将体内的白血病细胞全部消除，并已将造血骨髓清除掉了，现在就等着移入新的骨髓。”

     据介绍，周泽深目前已入住了重症监护病房，状态良好，李医生同意了记者对周泽深的采访。

   “谢谢你们内蒙古，谢谢蒙古族兄弟……”采访中，周泽深说的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本报记者 顾莹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所谓“自语”，就是在音乐里不用任何现成的语言为歌词，而是随着自己的心意咿咿呀呀地吟唱 从英国BBC捧回华人的第一个“世界音乐大奖”，萨顶顶出现在上海“世界音乐周”的讲座上，她乌黑如漆的中分长发里，垂着两只斑斓的绒球，随着她的步伐，微微跳跃，灯光下格外灵动——没人知道这一对别致的饰物，不过是她用妈妈废弃的旧毛线缠出来的。虽然萨顶顶的《万物生》专辑在英国、德国、瑞士、北美等地一上市就告脱销，但这个姑娘出门时身上仍常常连一块钱都掏不出来。负责打理她工作的付宏声说：忘记带钱是因为她对钱基本没有概念，她跟别的女孩子太不一样了，“你相信吗？她这个年龄的女孩子，绝少逛街，背的布包都是自己做的，她喜欢这些自己做的东西，因为它们跟任何别人的都不同，她在物质上的要求可以说低到极点，随便有一口吃的就行。” 全球“世界音乐”领军者、“Deep Forest”乐队的灵魂人物Eric，在法国机场迎接萨顶顶的时候，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你的fans。”一时让萨顶顶受宠若惊，因为对方是两度将“格莱美”收入囊中的世界音乐大师；从刚接触到世界音乐起，萨顶顶的案头就一直放着《Deep Forest》。 Eric的热情并非客套，他关注着这个来自东方的女歌手的每一首歌曲，收看国外媒体对她的每一次专访，“当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说我不用见你本人，我听了你的音乐我就认为我们应该走在一起，应该做一些共同的作品。”萨顶顶说。这个音乐大师特意把萨顶顶请到工作室，给她放映自己早年的录像带。“他觉得我简直就是他在中国的一个分身，我们在太多的理念上有相似和合拍的地方。给我放他自己的专访的时候，他不时地按住暂停键，指着屏幕对我说，你不觉得我说的这句话，跟你在某某场合说过的某句话一模一样吗？” 两个“分身”相遇的结果就是，他们一拍即合，兴奋地钻进录音棚，Eric现场作了一小段曲子，弹奏给顶顶听。“我们俩都喜欢即兴创作，他的音乐激发了我的灵感，当时就有音符在脑子里涌出来，我张口就吟唱了一段应和他。” 在网络上，已经可以欣赏到这首两人合作的《won't be long》（《勿需太久》），这也是两人特别为中国汶川地震的一次献声。无国界的自语萨顶顶的父亲是汉族人，母亲是蒙古族人，从3岁到6岁之间，她在内蒙古锡林浩特的外婆身边度过了无拘无束的童年时光。外婆家过的是半城市半游牧的生活，每年中有几个月，家里会买一些牛羊去草原放牧。在草原上，萨顶顶听到了最为自由的音乐。 “听惯了这样的声音以后，回到城市一开始觉得音乐都不好听。”在内蒙古，人们随着自己的心灵歌唱着劳动与爱情，当奶牛产奶的时节，牧民们会专门围在牛儿身边唱歌给它们听。这并不仅仅是蒙古族人的独创，在芬兰的农场里，奶牛们听的是莫扎特的钢琴曲。这种东西方文化的遥相呼应常让萨顶顶感叹，喜欢《本草纲目》的她常常发现 ：有很多中国的古方，跟欧洲中世纪的草药不谋而合，只是名字不一样。中国人认为人死后，灵魂飞去，体重变轻，而但丁的《神曲》里也有这样的记载……这些无国界的精神契合，就像她与Eric的知音般的相似一样奇妙。何训田对萨顶顶的评价是：“这个歌手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她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是用别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甚至用别人的方式，来表达别人的思想。”对创造了RD任意律的何训田来说，“独创方式”所蕴含的精神独立性，是一种最高的褒奖。萨顶顶也把“自语”视为自己最重要的音乐观念之一。她的音乐里比较常见的语言有四种：汉语、梵语、藏语、自语。所谓“自语”，就是在音乐里不用任何现成的语言为歌词，而是随着自己的心意咿咿呀呀地吟唱。《锡林河边的老人》，是萨顶顶怀念她外婆的一首歌，整首歌里没有一句歌词，全是咿呀自语。这并不影响听者对歌曲的理解，相反，在超越了语言的藩篱以后，音乐可以更加纯粹。在欧洲演出，她唱完这首歌，一位英国听众到后台来找她，问她：“我从这首歌里听到你唱的是：爱、思念、童年、远方、故乡……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萨顶顶当时两行泪就淌了下来。 图02：她的音乐里比较常见的语言有四种：汉语、梵语、藏语、自语

 摘自《南方周末》

上大学之前，孙小杭知道的唯一话剧就是《雷雨》，而且仅限于课本里的片断。

上大学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孙小杭在中戏逸夫剧场看了黄纪苏编剧、张广天导演的话剧《切-格瓦拉》。戏一结束，孙小杭哭着跑出剧场，“恨不得数数兜里有多少钱，直接就去塞尔维亚打游击”。

“现在看来，我肯定非常反对这个戏，语言上太暴力了，但它作为一个经验，对20岁的我特别有吸引力。”看完《切-格瓦拉》一个月，孙小杭自编自导自演了生平第一个话剧《我弱智，我无罪》。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充满暴力的语言，《我弱智，我无罪》完全是对《切-格瓦拉》的攀仿。

戏剧突如其来地闯入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孙小杭的生活从此偏离既定的航向。

再厌恶，也要讲得绘声绘色
《我弱智，我无罪》之后，孙小杭又创作了《文明城市》和《风雷传》。后两部作品延续了《我弱智，我无罪》的反思风格。孙小杭在人大和每年一度的大学生戏剧节中名声鹊起。

大学毕业，孙小杭作了一个异于常人的选择，到四川凉山自治州支教。支教的想法是大三的时候就有的，“那时候主要是一种道德激情，觉得那边孩子需要我”。到了大四毕业，支教完全变成了孙小杭自己的需要：“临走之前，我走上大街上，看到一公共汽车一公共汽车的人，表情木然，像罐头一样的被装在里面。我觉得这些人都是躯壳，没有生命，天天生活在在同一个城市里，在同一个地方等同一辆车，到同一个地方上班，下班后看电视，拿着摇控器……”凉山是孙小杭的桃花源。

但他在桃源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如何跟现实妥协。

在凉山，孙小杭教初三的思想政治课。孙小杭用很短的时间把课本讲完，然后告诉学生，这是撒谎，你们以后面对的世界也不是这样的。学生们十几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一下子就乱了，不知所措。而政治是中考科目，学生们得靠政治拿分，考出去。在还差三个月中考的时候，孙小杭觉得自己别无选择，“我的任务就是让他们拿高分。那些东西我再厌恶，我也要把它讲得绘声绘色。”
学生们中考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孙小杭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他班有一个轻度智障的女生是孤儿。女孩子养了几只鸡，把鸡蛋拿到学校来卖。所有的老师都会以非常贵的价格去买她的鸡蛋，因为知道她不容易。

中考考物理的时候，女孩子忘了涂机读卡。从考场出来，她站在学校的空场上嚎啕大哭。她不是哭自己，因为中考对她毫无价值，她不可能考上高中，即便考上了，也跟不上，而且没钱读。她是觉得她对不起物理老师买她的那些鸡蛋。因为在当地，学生的成绩是跟老师的工资挂钩的。

“我当时觉得，这个孩子的伟大程度不亚于我曾经那么崇拜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在那个时刻，我心里获得了一些东西。我希望回北京做戏的时候，这些东西能够呈现。”

打车来打车走，还老迟到！
回到北京之后，孙小杭接的第一个戏是到北京郊区昌平县沙河镇排演一出民工戏剧。昌平就是创说中那个筛沙子的地方。

戏没排成，十几天的排练以编导和民工们的大吵告终。

民工们的表演无法让孙小杭和其他指导者满意：“‘表演’的痕迹太重，不把这个破除掉，即便是民工也会给你演韩剧；或者过分渲染自己的苦，把城里人描述得特别冷酷，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但是没事瞎聊的时候，他们又能把自己的生活表现得那么鲜活。”孙小杭很苦恼，他无法在民工的生活和他们的表演之间实现真正的对接。而他在潜意识里，又觉得劳动人民是必须受到尊重的，明明心里觉得他们演得不行，嘴上还不自觉地夸“不错”。

而民工们则认为，这些打车来的城里文化人分明是把他们当作道具和噱头。有一次，孙小杭从南城的家转公交车去沙河排练场的时候，迟到了。双方压抑多日的矛盾爆发成不可遏制的指责。民工对孙小杭最重要的指控就是：打车来打车走的，还老迟到！

“我穷的要死，一个月就300块钱的生活费”，无业青年孙小杭大喊，但是没人相信他。

因为这次失败的戏剧经历，败走沙河的孙小杭在不久之后获得了一个去韩国参加东亚民众剧场戏剧节（EAPTN, East Asian People ‘s Theatre Night）的机会。EAPTN是东亚各地民众戏剧创作者的联合机构。牵头人是日本的帐篷剧导演樱井大造、台湾民众剧团差事剧团的团长钟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陶子和韩国民众戏剧导演张笑翼。

2005年，EA PTN在中国大陆请了6个年轻导演，北京两个，上海两个，广州两个，到韩国，和来自东亚其他地区的导演一起做工作坊。孙小杭是其中一分子。

在韩国，民众戏剧非常发达，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方式。比如某开发商要占农民的地建高尔夫球场。农民不愿意：地是我们的，我们死也要死在这里，给钱也没用！这时候，做民众戏剧的人就出现了，把演出的场地定在斗争的前线，以活报剧的方式声援农民。所以民众戏剧在上演的时候，被警察围起来是常有的事。

在工作坊开始之前，每个参与者都要表演一个短剧，不能用台词，只能用肢体语言，以打破国界和语言对戏剧的限制。孙小杭演了《魔法西服》。他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用录音机播放他在北京录到的各种声音，公园里的晨练，胡同的叫卖，懒散的自行车铃声……都是些现时的北京已不大有，而存在于记忆中的声音。然后他穿上一件西服，一切声音戛然而止。

孙小杭还和其他导演合作表演了《Broken Body》。戏的起因，是一个以前在韩国的血汗工厂里当工人的工作坊成员给其他人讲，他身体落下了什么毛病。大家一起讨论，其实每个职业都有职业病，白领是颈椎、司机是腰间盘、油漆工可能的呼吸道疾病……最后，每个人挑一个工作，想这个工作可能带给身体的损害是什么，用肢体语言把这种损害表达出来。在戏里，受到损害、痛苦不堪的身体排成一排，像一条流水线，把人的吃喝拉撒、上学工作生病……各种活动表现出来。戏的结尾，一个韩国演员突然跳起韩国民间招魂的舞蹈，慢慢的所有人的身体重新变得柔软……

除了这两次表演，对孙小杭更重要的经历，是他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韩国老人表演《空手（Empty Hand）》。

那是一个没有任何情节、近乎舞蹈的戏，但所有的观众都不由自主地摒住呼吸。在最精彩的片断，舞台上所有的灯都熄灭了。观众只能看到一个小红点在黑暗中飞。大家都想看看是什么东西。灯一亮，原来是表演者手里拿的一炷香。表演者跪在香炉前，在自己的手指和脚趾之前夹上16炷香。灯又暗下去，16个红点在黑暗中舞动，越舞节奏越快，有的观众觉得像一条火龙，有的观众觉得像两个人在打假。最高潮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觉得心里有一种力量，不喊不快。就在这时，表演者突然停了下来，灯亮了，他还是很安静的跪在香炉前，神态安详，没有汗，也不喘。接着，他在香炉里生起火，炉火映照着他的脸，不用任何面具，就靠调整自己的表情，他让人生百态一一在自己的脸上呈现。

孙小杭看呆了。

演出结束之后，老者和大家一起吃饭。他用蹩脚的英语告诉身边的年轻人：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是跳现代舞的。后来我发现我身体所有的运动都是西方式的。我就想，韩国的身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我背上一个包，到韩国各地寻找。现在我六十岁了。

韩国之行，彻底改变了孙小杭对戏剧的看法。有一次，EA PTN组织大家到汉城的一个公园里表演民众戏剧。观众很多，抱着孩子的母亲、耄耋老者、无业游民、衣着光鲜的年轻人……什么人都有。组织者对孙小杭说，中国人，一会演戏的时候，你就跑上去喊一句：反对WTO!

孙小杭问：我必须喊吗？组织者说：你必须喊。孙小杭没说什么，轮到他上场的时候，他跑了。“我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戏剧不能沦为口号，不能成为对抗。”

想演马家爵还是你们自己？

去年，孙小杭和另外一个青年戏剧导演何雨繁打算排一出关于马家爵的戏。何雨繁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硕士，本硕连读7年之后，他放弃了令人艳羡的成为建筑设计师的机会，专门做起戏剧。

孙小杭和何雨繁把他们的戏命名为《他》，这是一个近乎哑剧的作品，全剧没有几句台词，主要靠大幅度的肢体动作来表情达意。每天正式排练之前，孙小杭和何雨繁都要先在排练场锻炼一个小时身体，跑步、劈腿、大汗淋漓之后，才能找到“残酷青春”的感觉。

戏小范围上演之后，上海的剧作家张献问两个人：你们是要做马加爵吗？还是说借马加爵说你们自己？如果说借马加爵说你们自己，你们做得还是有一点太马加爵了。你们要是说马加爵的话，你们知道马家爵说话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吗？有一双马加爵穿过的鞋吗？

孙小杭羞愧不已。听了张献的话，他坐上火车去马加爵的学校，跟校方交涉，要看看案发的屋子，校方不让进，他只能趴在窗户上看了看。然后孙小杭找到马家爵的家，在他家门口坐了一天，犹豫该不该进去，“因为在那个地方，马加爵已经成为一种禁忌。我去的时候，天很热，其他人家都是门户大开，只有马家爵家门窗紧闭。我看到他父母进进出出，打水、放羊……他们的头发都白了，头始终低着，眼睛看着地”

最后，孙小杭还是没进去。他觉得自己没法装作很无辜地样子对马家爵的父母说“我想排一个戏”，然后打破一家人的生活。

孙小杭又去找马家爵的辩护律师。律师特别忙，那它还是接待了孙小杭，并且给他讲了一件事：有一次，我跟马家爵谈案子，我忘了我说了一句什么，他突然笑了，笑得特别纯真。我突然忘了我是律师，他是犯人，我的眼前只有一个少年牙齿雪白的笑容。

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孙小杭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演马家爵。“他那个事太大了，在他阴暗的地方太阴暗了，而人性又是那么的复杂”。

孙小杭退出，何雨繁一个人把《他》改编成《我说》。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属于我们的精彩，早已经不复存在
2001年，台湾歌手黄舒骏发行《改变1995》之后，再也没有出版过新专辑。
而今他42岁，正值壮年，却有点像老人：年轻的80后没有听过他的歌，只在一个又一个选秀节目上，看到他与包小柏、柯以敏等人一起坐在评委席上，卖弄着“毒舌”；曾深受其影响的60-70年代人仍旧记得他，偶尔在KTV点唱他的歌。
他才华横溢，人文气颇浓，因《未央歌》而与作家鹿桥的一段交往更成轶事。“我一直是个不安于室的人，从小到大一直尝试很多的，甚至可以说是过多的工作类型和生活方式，但是这么多的追求到后来常常会觉得茫然。而鹿桥先生的一生则是简单而丰富，他一直对生命有很大的热情，对我对未来的看法有很大的启发，虽然我一直学不好，但是我依然想要像鹿桥先生一样，可以对生活保持热情。”
他年少得志，据说曾在罗大佑的演唱会上跑到后台，冲罗大佑说：“有一天，我一定会超过你！”那时他计划35岁就要退休，离群索居，到一个地方躲起来每天钓鱼。“我没有想过我到现在还必须工作。”他说。
现在他“跟所有人一样，工作，休息，工作，休息”。采访的第二天他要到马来西亚去，一个选秀的总决赛，他出任评委；此前他在南京，出任某选秀节目评委；8月28日，他又抵南京，依然选秀，依然评委。他很忙：“这一年中飞来飞去的时间非常多，飞了30多次。”
整个采访，他的声音温和优雅，语气缓和庄重，言语滴水不漏。他曾经与张培仁一同接受采访，对台湾音乐界大肆批驳，他们看不起那些媚俗的商业习性，看不起那些平庸的产品。可现在，张培仁不复在音乐上谋求理想，而黄则做起了选秀评委。岁月荏苒，江山已老。
那个22岁甫从学校毕业便发行《马不停蹄的忧伤》的年轻人的光环随岁月逐渐黯淡，这本是时代的辗转腾挪，但若干年前似乎歌里就有谶语：在长达804字的《改变1995》中，黄舒骏如此写道：“ 天才就怕不够天才， 坏又不够坏， 天天都想离开， 却不知到哪里才能换骨脱胎， 属于我们的精彩，早已经不复存在。”
“我到今天还没发疯是一个奇迹”
人物周刊：你在大学时候读的是大气科学系，是什么契机使你在大学毕业后投入唱片行业的？
黄舒骏：如果一个大人足够负责任，他应该会跟年轻人坦白地说，有太多的事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因缘际会，而你只是从中做一个选择。我没有计划过要念大气科学系，也没有计划过去唱片公司，但是我却因为大学联考，去了台大大气科学系；又因为喜欢唱歌，后来也写歌，碰到了唱片公司；而那个唱片公司也是非常可爱的，它竟然让一个完全没有做过唱片的新人自己去做自己的专辑。更离谱的是，这专辑还大卖，逼得我必须做第二张。
人物周刊：2001年你发行《改变1995》之后投身做主持，最近则比较多地做选秀节目的评委，为什么没有继续发行唱片？
黄舒骏：其实我一直没有停止创作。做主持是刚好那段时间有这样一个机会，觉得可以，就做了。现在做选秀节目的评委也是这样。我觉得一个创作的人会有很多不同的创作形式。做音乐是一种，当评委是另一种，甚至我现在接受你的采访，也是一种创作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做点什么，说点什么尖锐的话……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是“毒舌”啊什么的。我的音乐作品里面也出现过许多尖锐的东西，这对我来讲是很正常的事情。
人物周刊：音乐对你意味着什么？
黄舒骏：在我做音乐之前，音乐就像我每天喝的水、吃的饭，毫无目的而非常喜欢。中学时代，我住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城市里，不夸张地说，那里所有能买得到的音乐都被我买光了。就像做学问一样，歌手、乐队、畅销曲、音乐类型，从A排到Z，全部都听过。我常常一个人房门反锁，拿一个手电筒当麦克风，跟着磁带唱，还把当时最喜欢唱的歌录进磁带，拷贝了送给最要好的朋友。所以我说，《马不停蹄的忧伤》根本不是我第一张专辑，而是第6张，因为我在中学时代，自己已经发行过5张专辑了。
人物周刊：说起流行音乐，很多人会把你和罗大佑并提，曾经的唱片宣传中也提到你试图挑战罗大佑，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在流行音乐史上的位置，以及你与罗大佑两人的位置？
黄舒骏：在流行音乐里面，如果有人认为我可以跟罗大佑并提，我认为这是我的荣幸。但是客观地来讲，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可以跟他并提的。但我这么说也许缺乏公信力，因为我后来发现，自己认为的一点都不准。我以为我有多重要的一些地方，后来发现不重要；而我以为不重要的地方，后来发现还蛮多人看重的。所以自己永远不会明白自己在历史上客观的地位是什么样的，永远是留给别人去说。
人物周刊：很多人对你文字的印象是“黑色幽默”，但你这个人又被称为“歌坛顽童”，还有人说你是“毒舌”评委，你在生活中是怎样的？
黄舒骏：我应该算是一个闷骚型的人。我的叛逆和激情等等这些看起来都是静态的。比如偶尔心情不好，我的解决方法就是睡觉。我呆在家里的时间非常长。我对事情有很多看法，但是不太有动作，所以我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我找到了一个自我表达的方式，就是创作。
我常常怀疑自己是内向型的躁郁症，内心里面发作数百次，但是表面看不出来。也有很要好的朋友跟我说，他们一直觉得我到今天还没有发疯是一个奇迹，因为他们的确看到我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在创作和事业经营之间，做了很多很难以理解的融合，他们觉得我这种融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看起来还是一个蛮安静的人。
《未央歌》和鹿桥先生
人物周刊 ：据说你非常喜欢鹿桥的小说《未央歌》，你的《未央歌》也因此而作，这本书的什么如此吸引你？
黄舒骏：《未央歌》描写的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虽然背景非常艰苦和残酷，但这本书所描写的却是一种相当超离于现实环境的美好。这种美好事实上反映出很多人内心的渴望，有点像是学生生活的乌托邦，它使台湾的学生以它作为对大学的想象和憧憬。这个憧憬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它的吸引力来自于，我们受到的教育使我们认定大陆是我们的故乡，只是它是一个暂时没有办法回去的故乡。大家都对大陆充满了想象。
《未央歌》在台湾大概1958年就开始发行。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1981年，那时刚好是考上高中的暑假，花了3天时间把600多页的书给看完了。高中第一堂课，国文老师就提到了《未央歌》，说如果我们有空应该去看这本书；事实上我们整个高中三年同学之间一直在讨论这本书。《未央歌》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本书，而是所有的中学生活，那些年少的回忆。它成为我个人生命里很重要的印记。
人物周刊：能跟我们讲讲你跟鹿桥先生的故事吗？
黄舒骏：1988年我出第一张专辑后就想能不能借此跟鹿桥先生有所联系，但实际上，当时鹿桥先生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一直到1997年，鹿桥的侄女写信给我说，鹿桥知道了台湾有个小孩，写了一首《未央歌》，让我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只管联系他。这是一个惊人的震撼和喜悦。我收到这封信的两个礼拜内就飞到美国去找鹿桥先生了。
鹿桥先生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他一讲话，开头就是哈哈大笑。我人还没进到他家门，他就说，哎呀我以为你会抱着一把吉他唱着《未央歌》来给我听。在他的家，我告诉他《未央歌》对我的影响，他也告诉我很多关于《未央歌》的故事，还带我看了他很多很多的照片……当时鹿桥先生已经79岁了，他和夫人对我就像爷爷奶奶一样，而我觉得，哇，我因为写了《未央歌》就有这么特殊的机会，可以直接到鹿桥的家跟鹿桥讲大话，蛮骄傲的。

鹿桥的小说《未央歌》影响了广大的台湾青年
应该用健康的态度来看待商业
人物周刊：你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商业化以及媒体的所作所为导致了音乐行业大量的设计和虚假。现在呢，你对台湾音乐界现状有什么看法？
黄舒骏：如果没有商业之手的推动，我们不可能接触到这么多任由我们选择的音乐，所以对商业这只手，我们需要给它一些Respect（尊敬）。也有人说，商业把我们的音乐扭曲，但这其实是很难证明的事情。我们应该用健康的态度来看待商业的手。没有商业之手，所有的人都只能在家里弹给自己少数几个朋友听，弹完大家拍拍手就回家了。我觉得商业已经不需要再讨论了，它永远存在而且永远必要。
人物周刊：台湾音乐人林文炫曾经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很多有自己想法的歌手在商业化运作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惑，会想，“我到底要不要红，要不要更红？”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黄舒骏：我告诉你，我认为这个困惑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根本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我明明可以更红，我故意不要红”，你不觉得很可笑吗？你怎么知道你会更红？没有人知道的。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五月天”，当年他们跟一群被称为另类的团体一起，出了一张合辑叫《爱国歌曲》，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谁是谁，最后就红了一个“五月天”。你觉得只红了“五月天”是因为其他几个团体故意不想红吗？
人物周刊：近年来很多港台的音乐人纷纷来京，营造工作室或者定居，你对北京有什么印象？是否也有在北京定居的打算？
黄舒骏：我第一次到北京是1997年。我还记得我那次去，认识了郑钧，还跟他一块去了长城。这十几年间内地主要的都市变化都很大。我觉得北京在10年间飞速发展，举办奥运会使得整个北京在现代化的这条路上走得非常快速。
我们台湾中南部的小孩都会往台北走，同样的，将来整个大中华的市场往北京或上海、广州这些重要的都市走。至于我会不会在北京有个住所或者工作室，现在还不是很确定。